正如我所擔心的，台灣和菲律賓之間的衝突，除了被射殺的台灣漁民之外，最無辜的受害者，可能就是在台灣的菲律賓移工們。
在死了一個台灣漁民之後，台灣民眾對於菲律賓的氣憤是必然的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也正如同所有族群間的對待關係，人們很容易用刻板印象來看待另一個族群，尤其是當雙方發生衝突的時候，刻板印象中的負面因子，會不斷地被放大和強調，一方面讓憤怒具有正當性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成為攻擊的箭靶。
在這種情勢下，過去長年菲籍移工在台灣所發生過的負面案例，也成為人們交相指責的對象，凍結菲勞的措施、甚至遣送回菲的言論，都讓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在台菲人處於一種非常窘迫、甚至情緒迫害的情況。
最糟糕的是，這些菲籍移工對於自身所面臨的處境，竟然沒有可以發聲的管道，儘管他們也是無辜的平民老百姓，儘管他們和這起事件完全無關，儘管他們可能也對菲國政府表示不滿，可是他們卻不知道如何向社會表達他們的想法和意見。
甚至有主流媒體刻意去訪問菲籍移工，在周圍人士的集體壓力和攝影機鏡頭前面，他們勉強地附和著台灣民眾的意見。
所幸世新大學的夏曉鵑老師、中正大學的管中祥老師等人，嘗試著透過臉書和新聞網站，呼籲大眾，台灣民眾應該把重點放在菲律賓政府的處理態度，而不是以暴力對付同樣手無寸鐵的菲律賓勞工。
甚至進一步幫他們表達，菲律賓政府的負面作為，菲律賓人民也同樣是受害者，他們也一直嘗試各種反抗方式，所以菲律賓人民應是台灣人民團結的對象，絕對不是台灣人發洩對菲律賓政府憤怒的出口。起碼在言論場域中，這樣的聲音有了迸出的機會。
美國新聞學者Wilson&Gutierrez曾研究主流媒體對於少數民族的新聞報導方式，區別成五個階段，其中第一個階段是「排斥」，完全不予報導任何少數民族的新聞，彷彿他們並不存在這個社會中，視若無睹；第二個階段是「對立」，將少數民族視為社會的負面因素，提醒大眾注意和堤防。
因此，這些少數民族，包括非裔、拉美裔、亞裔、原住民等等，都被主流媒體描繪成的危險分子，常常刻意將他們和暴動、犯罪連結在一起，甚至忽略他們的觀點和聲音；相對地，他們卻沒有管道和機會表達自身的意見，就算他們遭到誤解和歧視，也無法透過媒體提出訴求。
試想，當年美國少數民族在傳播媒體上的處境，是不是也就是當今外籍移工、新移民在台灣的處境？如果沒有人當他們的傳聲筒，替他們來發聲，這個社會就會被憤怒的情緒所淹沒，將怒氣發洩到這些無辜的菲國老百姓身上，後果恐怕都不是我們樂見的。
弱勢族群面對社會主流的強勢意見，往往只有被動接受。可是如果負面的主流意見影響到他們的生存和安全，這個社會必須有警示的聲音，避免無辜的災難發生。對於弱勢族群來說，有時，傳播權就等於生存權。
（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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