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葆禎大人來台灣的時候,我們樂見他開闢許多往山區的道路,使得我們與山區部落的溝通變得容易。當行政區劃分,砲台搭了起來,雖然我們有些疑慮,但吏治行政的確都有所改進,漢人渡海來台的禁令在沈葆禎大人的建議下解除的正是時候,因為在台灣的建設看似正要上軌道,的確能成為一個比漢人們的故鄉更好的地方,能夠吸引不少人願意渡海來台灣,尋找更好的自己的生活園地。
但是當丁日昌大人接替了沈葆禎大人,前來執行所謂「防務」工作,並且開始進行招撫工作,我還只有心裡的一些隱約的擔憂。果然在招撫不成的原住民部落,丁日昌大人帶領軍隊,穿過那些我本來以為可以更便於前往部落和朋友見面的道路,進行掃蕩和殺戮的征服工作,我當然非常痛苦與困惑,每次有機會問到官方的人士,幾乎都指出一個事件,他的名字就叫做「牡丹社事件」。
這是一場我沒有身在其中的事件,我一面往事件發生地屏東去,想問問有沒有親身經歷當時戰爭的人,一面也開始從當時的文件和期刊開始找起,試著找出線索,串連起來。
原來牡丹社事件是一整個因果關係連鎖反應的事件總稱。
整件事所謂的觸發事件是這樣的:
1871年的12月,就在清朝與日本簽訂作為清日兩國進入近代性國際關係的開始的「清日修好條規」之後三個月,硫球王國往中國的朝貢船,海上遇到颱風,船員66名漂流登陸於台灣恒春八瑤灣,誤入高士佛社原住民部落。後來雙方因為語言不通,加上文化認知的不同產生了衝突,之中有54人被原住民殺害,另外12個人逃出來,在當地漢人的幫助下前往台南,才乘船往福州,輾轉回到琉球。
琉球當時作為一個王國,其實長期都是中國的藩屬,也是清朝政府的藩屬。當時的日本還是幕府藩鎮的一個國家,各個藩屬都有相當的自主權,在日本開放鎖國之後,後來說的鹿兒島也就是當時的薩摩藩,就和琉球有相當的接觸,但當時他們還讓琉球同時作為清朝的藩屬國,而薩摩藩出身的人士,在日本幕府當時不少有相當的影響力,這就是為什麼這樣的漂流船衝突事件,日本得以在名義上為琉球人出兵的原因。
我讀了一些國外的期刊,發現對於外國,他們的觀點是將這件事當作船難人民遭遇化外之民襲擊,而作為有統轄權的清朝卻不處理的問題,紐約時報在隔年的十月,有一篇由舊金山記者寫的報導,「數名的日本人船員在台灣遭遇船難,並被原住民所吞食。琉球王派遣使節前往江戶,試圖在報復措施上求取援助」。
這些排灣族朋友會吃人?由這裡可以知道一種一直以來的想像,把全世界沒有參與現代化文明的原住民朋友,當作恐怖番人的一種誤解與習慣,但我們也可以在先不怪罪這樣的誤解之前,從這樣的描述更了解他們的觀點。
另一個在上海發行的外國報紙North China Herald,在同一天也轉載了Japan Gazette的消息說「最近從薩摩縣送來了台灣食人事件的報告,令日本的政府高官感到非常戰慄。被認為是隸屬於薩摩侯所管的琉球諸島,有數艘戎克船漂流至台灣的海岸邊。根據送到日本的消息是,戎克船上的乘員被島人所吞食。」似乎也是這類的描述,我們可以了解日本境內對此的觀點和想像。
我也找到美國在1867年也有過一艘商船Rover號,遇難漂流到台灣,與原住民發生衝突遭到掠奪傷害的事件,對於許多著眼在往來航海貿易的利益的人來說,之前琉球船遇颱風漂流到台灣,卻無法得到安全的協助,遭到不懂人道的番人傷害,就是接續著比如1967年Rover號這樣事件的同一個問題。
而美國在廈門的領事Charles W. Le Gendre,李仙得領事,當時在試圖向清朝要求補償與防治遭到推託之後,自己前往和當地原住民部落領袖溝通,有了這樣的經驗,李仙得領事在牡丹社事件裡面也扮演了一個角色。
美國駐日公使C. E. De Long,得隆大使在這個船難衝突事件後曾被日方召見,詢問他這方面的意見,他提供了李仙得的觀點,認為清朝在台灣根本沒有完整的治權,對於原住民,這些他們眼中的外開化番人,管不了也不願管,李仙得還乾脆建議日本把台灣納入自己的殖民地,直接掃蕩管轄這些他們眼中的番人。
日方也和清朝進行了形式上的外交交涉,在清朝不願負責,日方還有盤算的狀況下,確定了日本可以向台灣出兵,征伐原住民作為懲罰的基礎。
清朝不願負責,確實也是不願付出資源去管理讓自己有能力負責。日方出兵,則還有一個政治盤算,如果為了琉球船出兵有理,那麼當然也就代表琉球是日本所管轄的範圍。
李仙得還有一篇相關著作,被日本人作為一種出兵征伐的基礎,《台灣原住民地區是中華帝國的一部份嗎?》(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?)。
我很快發現這些線索之中,藏有一個可怕的想法:如果這些人沒有人管,沒有主人,那就可以歸我來管,我就可以來當他們的主人,決定他們的生死。
只可惜我事後的追查,根本不可能回到當時去阻止這個事件扭曲又恐怖的部分,何況回到當時,這樣的聲音是不是能被聽懂呢?要說給誰聽才有用呢?
戰爭就這樣發生了,日軍在1974年五月在清軍的眼前登陸,清朝的軍隊並沒有理會,日軍依李仙得的建議,先和當地的漢人,以及所謂已經被馴化順從的「熟番」合作,帶著千人大軍登陸,但遭遇到不歡迎而想要抵抗的一派原住民頑強的抵抗。對原住民來說,這又是來爭奪我們世代生存土地的侵略者,而這樣的不同人馬都一樣,這幾百年已經遇到很多了。
原住民也有只能觀望的部落,在戰事轉變為日軍開始掃蕩突破,殺進村落就放火燒村之後,也就順服於日方,但依然有堅忍繼續以少數人進行游擊戰的原住民,主要是牡丹社、高士佛社、女奶社,不過整體戰況在日軍的現代武器壓制下其實以屠殺掃蕩的態勢,很快速地就大致結束了。
過程裡日方還有收集到漢人寫信給日軍,希望能掃蕩這些所謂的「生番」,甚至將當時吏治混亂的清朝官吏趕走的意見。
日軍原本也確實要在掃蕩殺戮告一段落之後,進行所謂「移民拓殖」計畫,但因為疫病流行,軍隊病亡人數快速提升,就準備撤軍了。
之後也因此與清朝在英國當作中間協調的狀況下,簽訂了北京專約,清朝付出錢,一面賠償被襲殺的船難琉球人,一部分就是名義上得買下日軍在台灣的「建設」與器材。從此清朝也更認清楚建設台灣的重要性。
我常想,所謂「番人」是「生」還是「熟」,是不是不應該是開不開化進不進步的分別,而就是有所不同?只是我們都是早就在這樣的文明之下,「熟」到不能再「熟」的人,我們該怎麼去想呢?
這場戰爭的過程裡,更多的是政治和外交與貿易利益的遊戲,但在過程裡面相互廝殺的人們,不論是哪一方,似乎都來不及了解這一切。只能矇眼去保護自己不被對方殺害,所以要盡力先殺掉對方。
如果我能在場,能夠讓事情有所轉變嗎?或者我也只能矇著眼,面對眼前的所謂敵人,如同他這麼看待我一樣,試著去傷害對方,使對方照著自己的方式來生活?
所以到現在,我還是不知道我不能在場,是幸運還是不幸。或者都有,至少我還有機會能看到接下來的發展,過接下來將快速建設的生活,但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。
參考資料
- 《牡丹社事件與沈葆楨治臺政績考》,陳守亭,1986
- 《1874年日本的「征臺之役」:以從軍紀錄為中心》,林呈蓉,2003
- 《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:牡丹社事件》,林修澈,2003
- 《從中國看臺灣:牡丹社事件與中法戰爭中的臺灣印象》,黃修文,2003
- 《處蕃提要》,黃得峰、王學新譯,2005
- 《牡丹社事件的真相》,林呈蓉,2006
- 《牡丹社事件: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》,陳枝烈,2004
- 《從Sinvaujan看牡丹社事件》,高加馨,1998
- 〈從東亞國際情勢的觀點談「牡丹社事件」〉,林呈蓉,2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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