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變國家要從看不到的地方做起，我們是責無旁貸的前鋒。希望社會變得更好的話，這件事就不能期待其他人去幫你做。
鄭有傑大學時主修經濟，卻十分熱衷戲劇演出與創作。他在2002年以16釐米短片《私顏》初試啼聲後，又在2006年以《一年之初》拿下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，2009年《陽陽》拿下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，更讓他變得備受矚目。
然而，與初期作品相較之下，鄭有傑近年來的作品變得越來越「入世」。
在《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》中，我們看到年輕人對教育、未來的憤怒、茫然與無奈。在短片《潛規則》裡，我們看到台灣電影業為了中國市場考量，即便沒有「被迫」，卻也讓電影創作陷入自我審查的困境中。而在網路短片《（不再）平凡的幸福》中，鄭有傑則利用假想的核災後場景，讓我們檢視「平凡的幸福」是否禁得起核災考驗。
鄭有傑坦言，自己的作品之所以變得越來越入世，越來越與社會議題相關，並非自己變得更關心社會，而是他在有了兩名小孩之後，深覺社會越變越糟，自己卻不曉得如何教育下一代，才決定以行動取代抱怨，用實踐與作品爭取更好的未來。說到底，這當中有責任感，還有更多的愛。
沒有羞恥心的社會，如何教育下一代？
以前我比較獨善其身，覺得沒能力改變些什麼，所以就算看到不公平的現象也只是無力，比較自私，不去想下一代或其他人怎樣。但我有了小孩以後，想法就不一樣；我想留下一個好的社會給他們。
談到這裡，鄭有傑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他對整體社會的憂心，還有教育下一代的無力感。首先，是士林文林苑都更強拆案；其次，是白狼張安樂「風光」返台的爭議。
2012年3月，北市府為了幫樂揚建設執行都更條例第36條「強拆」作業，派出800名警力強驅300名王家聲援者，最後更以「破窗」方式進入王家，雖成功拆掉王家，卻也引起社會反彈。鄭有傑說，當初自己的小孩看到警察破窗而入的畫面，，竟問他「警察是不是壞人」，讓他覺得不知道該怎麼教小孩，也對國家暴力感到憤慨。
今年6月，因「江南案」潛逃中國多年的竹聯幫精神領袖「白狼」張安樂返台，不僅在機場時受到警方高規格防護，而他也一臉怡然自得地接受媒體專訪，後來甚至上政論節目高談闊論。鄭有傑回憶，當孩子問他白狼是不是個大人物時，自己真的感到很無助，最後乾脆不讓小孩看電視。
鄭有傑直言，近年來台灣社會最大的倒退，或許不是經濟，而是道德。他批評：「以前有人做壞事，他至少還有羞恥心，知道不能太明目張膽。但最近不管誰做什麼壞事，好像連遮掩也不用了，這對下一代的教育是很不好的！」
良心的沈默就是邪惡的幫兇
這幾年來，鄭有傑不僅用作品傳達對社會議題的關切，實際上也多次出現在反核、反媒體壟斷、聲援大埔農民等抗爭場合中，和過去許多人主張的「政治 – 藝術」分離論背道而馳。鄭有傑指出，雖然他不會去要求其他人，但他對自己有所期許，明確反對藝術政治分離論。
鄭有傑同時身兼演員、導演身份，他認為自己在社會上稍有知名度、影響力，而這些既然是社會給予的，他就必須要肩負一定的社會責任。他說：「既然如此我就得當個榜樣，在家是對小孩，在外是對後輩。我不這樣做，就會劣幣逐良幣，社會怎麼向前邁進？」
「良心的沉默就是邪惡的幫兇。」鄭有傑強調。
維持自主性，何需擔心中國問題？
從鄭有傑的發言和行動，不難嗅出他是個責任感非常強的人。而對他來說，這份責任感不只驅使他努力扮演好公民、父親角色，同時也讓他成為自我要求非常高的電影人。只是，在台灣電影備受中國市場影響的當下，想同時扮演好上述角色絕非易事。
即便如此，鄭有傑還是拍出了像《潛規則》這樣政治諷刺意味十足的短片，充分揭露了他對台灣電影進軍中國的想法。他直言：「保持自我尊嚴、自主性的話，就不用擔心中國。但現在問題根本不是中國，而是我們自己。很多人甚至沒有嘗試去衝撞（審查制度），就選擇自我閹割了。」
鄭有傑回憶，當初在籌備《10+10》時，總召集人侯孝賢導演就曾要求大家拍出具有台灣特色的短片，他心想，台灣最特殊的地方，就是大家連國旗也不敢拿，不敢說自己是誰，也失去對土地的認同，所以才以《潛規則》凸顯台灣電影所面臨的荒謬困境。
「電影的價值在看不到的地方，那些無以名狀的感動才能打動人。」鄭有傑強調，電影藝術最可貴的地方，就是不受限地去反映生活與文化，只要台灣電影一直保有自主性，其實就能維持競爭力，也不太需要擔心中國問題。然而他也憂心指出，現況是，許多台灣電影人並沒有做到上述的前提。
改變國家要從自己做起，我們缺乏的是想像力
「我們這一輩人不愁吃穿，再窮也不用人吃人，所以不能再把『吃都吃不飽了，管那麼多幹嘛』當成擋箭牌，擺爛。」
鄭有傑認為，上一輩台灣人經歷過貧困、戒嚴等漫長的苦日子，但多數人不會感到無力，相信世界會變得更好，認為一切的辛苦，就是為了讓下一輩人有所選擇，所以現在的台灣人就算苦，也沒有理由放棄希望，放棄選擇更好生活的權利。
我們這一代人不用那麼失望，有沒有看到希望很重要。你放棄、無力，那你最害怕的事情才真的會發生。
鄭有傑以近來積極參與的反核運動為例，強調許多人之所以選擇衝撞社會體制，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反核一定會成功，而是認為，「那本來就是一件對的事情」。鄭有傑認為，人們應當懷抱希望的，不該是一件「會成功的事」，而是一件「對的事」。
他說：「這社會需要勇氣，那就要看到希望…但我們這一代缺乏的是勇氣嗎？是希望嗎？我覺得是想像力。」
改變國家要從看不到的地方做起，我們是責無旁貸的前鋒。希望社會變得更好的話，這件事就不能期待其他人去幫你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