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人對於三農（農業、農村、農民）的認知是落後的、傳統的，對農村與農民的認知也都停留在付出高度勞力的印象上，並將焦點集中在男性身上，少有著眼於女性。傳統農村女性在付出勞力的同時還需負擔家務，將青春與汗水都揮灑在土地上，女性在農村、農業中也扮演著守護者的角色。在現代社會中，農家子弟在離鄉求學後，開始以所學所聞關心農村；蔡培慧，就以一名農村子弟之姿，用自己的智識與行動為土地付出。

「農村不斷的被汙化、被弱化，或是被浪漫化」蔡培慧說出台灣農村目前所面臨的問題，社會認定農村中充滿了各種的落後景象，農村毫無競爭力，或者，認為務農是種浪漫的行為，每個人都對農村有著各種浪漫的想像。

蔡培慧，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系博士生，在近來反農村再生條例運動中，經常撰文分析草案中的缺失，並直接投入串聯運動。國中之前，她和奶奶住在南投魚池鄉頭社地區，看著長輩們依靠種植絲瓜帶來生活收入，農鄉文化中的飲食文化、餽贈與人際互動也是她認為農村中相當有趣的地方，而在農村中，負責餽贈與人際互動的多是女性，「為什麼我的伯母要醃這個釀那個送給附近的鄰居？因為這是一種與附近鄰居互動的方式，藉由這種方式建立起農村間的人際網絡。」

對於農村，蔡培慧有過迷惘，「我曾經一度想逃離農村，因為我們的成長過程中，一切都在暗示著我們，背離家才有機會成功」，在所有的生命經驗中，長輩們與社會觀感告訴年輕人要好好唸書，要離開鄉村到都市打拚才有工作機會，才能出人頭地。直到開始接觸原住民部落社區工作、部落復興之後，蔡培慧開始產生內在懷疑。

「資本主義下，農業還能存在，並讓社會維持著相對穩定，即便是普遍性的隔代教養，其實背後也意味著農村中的長輩們分擔了勞工的教養負擔。」蔡培慧認為，農村在社會中具有社會安定的效果，農鄉文化應該是華文化的核心，農村中的生產關係，從經濟面、文化面、社會安全面上看，都有著不可取代的價值，在這片土地上，多數人都與農鄉都是有著連繫的。

九二一發生後，蔡培慧對農村有了更深層的感受，當時的蔡培慧加入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，在震央南投協助受災戶，對農村的居民而言，要到「公部門」去辦理各項補助與申請，就像上「衙門」一般，在這之中她看見受災戶的徬徨與無助，更發現了社會落差、制度結構的落差。另一個更大的衝擊是，其實蔡培慧在魚池的老家也倒了，當時政府規定，若申請了房屋全倒的補助，國軍會協助將地上物拆除，「當挖土機轟隆隆地開過來，就在我面前將我的老家拆了，我就看著這一切大哭。」

對蔡培慧而言，當她看見自己的老家被夷為平地，過去生命經驗中某個具體的象徵就這樣消失不見了，她還可以在一片瓦礫中清楚的看見三合院的位置、奶奶的房間，「對很多外出的遊子而言，無論身在何處，家是最後的依歸，你總有個家在，那個載體是存在的，但當我看著房子被拆掉之後，就像在自己的土地上流離失所。」九二一距離現在已經十年的光陰，許多人對當時的記憶也不那麼鮮明，「直到現在我的戶籍地址還在老家三合院那」對蔡培慧而言，那不僅只是兒時回憶，更是一個象徵。

經歷九二一之後，她開始徬徨，開始思考農村的整體結構，在現代社會中，現代性否定了鄉村性，農村不斷的被汙名化、弱化、浪漫化，蔡培慧開始有了疑問：「究竟什麼是對的？」並在之後進入學界開始研究相關的農業政策對農村的影響，她認為整個農業架構中，方方面面都應該要有人作，都與土地有所連結，有人負責生產，有人負責由學術上思考條文的正當性，橫向論述、思考長期以來不斷萎縮的農業，「不敢說是一種使命感，而是我該作的。」

在農村再生條例草案一讀的消息傳出後，蔡培慧開始深入了解相關的問題，她說：「這就像是踩到我的底線，條例奪取土地之後，透過條例造成文化單一化，讓生產者放棄生產，發展觀光旅遊，但觀光旅遊不是生產啊！」

因為這次的反農再運動而與蔡培慧經常連繫的吳音寧說：「當時知道農再一讀通過之後，就將條文寄給培慧，隔天我就收到回信，她寫出對條文的觀察，培慧很認真，對農村有很深的情感。」蔡培慧在反農再活動中，先是撰文「在自己的土地上流離失所 －解讀行政院版《農村再生條例》」分析條文，並與其他民間音量相互結合，參與各地區說明會的規劃，也主動投書媒體闡述台灣農村困境與未來。

「很難得像培慧這樣進入學術界之後還願意回頭關懷土地，實踐力還這麼高的。」在九二一時就認識蔡培慧，直到反農再活動而與蔡培慧有所接觸的馮小非認為，許多人進入學界之後，多半不會想到、或是不願意再回頭去作這樣的事情，但蔡培慧不只關心，並且參與其中，試圖為這片土地作點什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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