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內湖女童案」發生後，台灣社會掀起了憤怒的巨浪，群情激憤，連筆者的社群網絡也滿是看了會讓人感覺疼痛的激動文字。大家忙著討論最後的制裁手段，忙著劍指精神疾病者，甚至是對於社會邊緣人、更生人的毫不留情，不是要將之隔離於社會，就是認為可以決定結束某個人的生命。這些波瀾，讓人不禁想起鄰國日本發生幾次隨機殺人案件後的情況。
尤其在2008年，日本東京秋葉原在光天化日下，發生了死傷慘重的「隨機殺人事件（秋葉原通り魔事件）」，該事件總共造成7死10傷。一時之間，日本社會有如沸水翻騰，除了憤怒情緒的宣洩，也有不少針對案件發生的背後因素做出的討論，分析25歲(犯案當時)犯人的過往，許多探討特別在當時點出「貧富 差距懸殊」的階級社會問題，以及「約聘雇用」的就業環境狀況。
“隨機殺人是罕見的案件，而且因為犯人大多在社會屬於弱勢族群，較容易受到當時社會問題的影響。就像是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，該事件大大突顯出貧富差異與就業環境的社會病灶。”
(出處：首相官邸/中譯：許Taku)
泡沫經濟之後，日本從90年代因低迷的景氣而被稱為「失落的十年」之後，發生秋葉原事件的2008年更是日本經濟遭到金融海嘯重創的一年，於是接著迎向了「失落的二十年」。對照社會案件，2000年代開始，隨機殺人案件增加，綜合來看有幾個特徵一再出現於犯人的描述上，例如「無業」、「男性」、「正值壯年期」或是「啃老」、「精神疾患」。再從上述事後的犯罪案件動機報告來看，我們不難將犯罪者的成因背景，與經濟環境不佳、社會照顧失靈做連結。覺得熟悉嗎？將近十年後的現在，台灣不是也同樣深受這些問題所苦？以一般家庭來說，工時長又低薪的情況下，很有可能造成父母親為了讓孩子吃飽穿暖，或已沒有餘裕做好教育這塊。當然不是說富裕階層就不會犯罪，而是在資源缺乏的情況下，在養成階段就開始偏離正軌的可能性相對較大。對於缺乏的家庭，對於匱乏的個人，我們的政府、社會，到底有沒有辦法落實照顧？抑或是總以最後的手段，將這些人摒除於人類社會之外？如果我們真的這麼疼惜不捨女童（或是社會上的任何一個孩童、角落的失喪者），應該是要對孩子們的爸媽有更多的照顧與協助，讓每個家庭的功能可以正常運作，讓每個人有餘裕擔負起自己在社會上的角色。人類社會究竟有沒有從過往的經驗中學到教訓，「將沒能順應當前社會的人滅絕於人類社會之外」的可怕作法，難道在歷史中出現得還不夠多嗎？納粹與國民黨的過去歷史，我們還不夠熟悉嗎？希望事件的檢討別再失焦，也盼望我們總能看到事情真正的源頭，還有每個藏在後面的需要。